人生的每一次抉择，她都用一句掷地有声的“我愿意”回答，像一颗至关重要的螺丝钉，填补了中国核工业起步阶段的几处空白。

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尊龙人生就是博旧版登录王承书，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、杰出的工程物理学家。今年是王承书诞辰111周年，在她生前的照片中，一副眼镜、一头短发，总是带着温柔的笑容，衣着简洁大气、纤瘦的身材扛起了最“硬核”的事业。

毛主席称赞她，“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。”

“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，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”

1912年6月26日，王承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，家中4位姐妹，她排行第二。她主要兴趣在数学和物理上，她的数学成绩几乎每次都是拔得头筹。“二小姐，快来算账！”每逢遇到和数字打交道的事情，家人们第一个想到王承书。

1930年，18岁的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。在燕京大学的几年里，她作为班里唯一的女生，成绩一直在系里名列榜首。

1939年，王承书与丈夫张文裕步入婚姻殿堂（高能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）。在那个“大多女子靠男子养活”的年代，王承书是一个“反派”。

婚后不久，她得知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留下一笔遗产，专门支持亚洲未婚妇女去美国学习。王承书很不服气地说；“女子能否干事业，绝不是靠已婚和未婚来裁定。”

1941年，王承书争取到了美国巴尔博奖学金，赴美留学15年。有朋友曾问她：“王承书，张先生又不是养不起你，你去美国干吗？”王承书听后很生气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他养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念书、工作呢？”

王承书言出必行，她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深造，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，共同开展气体输运理论研究，他们导出了被称为“王承书—乌伦贝克方程”的多原子分子动力学方程，一经发布便轰动世界物理学界，至今仍被沿用。乌伦贝克多次称赞她是“了不起的人才”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王承书和张文裕身边，他们按捺不住即刻回国的心情，然而却遭到了美国的重重阻碍，无奈之下，她把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了300多份邮包先期寄回北京，直到1955年回到了祖国怀抱。

为什么一定要回国？王承书说：“当初，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，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回国后，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：“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，虽然那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真正有意义生活开始的日子，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，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，心里说不出的兴奋，我要为国家做贡献，国家需要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

一生三次“我愿意”，她把自己“藏”了起来

“我愿意”不只是新婚夫妇对彼此的宣誓，更是王承书报效祖国的坚定。

1958年，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，组织希望能调王承书去挂帅，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，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，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，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。面对钱三强的邀请，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：“我愿意”。

她明确表示：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，谁干都不容易。别人的工作都已经上了轨道，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，只有我刚回国工作，还是我去干，对工作的影响最小。

接手工作后，王承书被派往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聚变研究部进修和工作。她抓紧机会了解苏联核聚变学科的发展状况，学习结束，从莫斯科到北京火车上一周的时间里，她翻译了《雪伍德方案》，不久又翻译了“热核研究导论”等著作，这些著作全面地介绍了核聚变方面基础理论、方法和现状，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，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。

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，因为她的第二次“我愿意”，从此“消失”30年。

当时，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，而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。面对这种形势，1961年3月，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：承书同志，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，你看行吗？

王承书平静地说：“我愿意”，这次的选择，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，就连丈夫也不能知道她在做什么。

当时时间紧迫，工作计划是按原子弹爆炸的倒数时间表来安排。王承书带领一批理论计算人员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他们一边学习，一边使用当时国内刚启用不久的电子计算机，对工厂级联参数做了大量计算，为检验结果的准确性，坚持用手边的机械计算机作必要的验证。同时，她带领科研人员多次下工厂，深入调查，仔细分析比较理论计算与实际运行的参数，对建议的启动方案反复论证，并付诸实施。

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经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，他问到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，把目光投向了王承书。

王承书坚定地回答：可以。

张爱萍又问，有什么依据？

王承书回答：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，能保证按时出合格产品。在我的承诺中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，其他的都能兑现。

最终，她和同事们提前完成了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，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随之而来的，是组织交给王承书的第三个任务。

当年，国家决定成立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，同时正式下达研究大型国产扩散机的任务，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，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。

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：“我愿意”。她被任命为总设计师，在她的领导下，充分应用前8年的理论研究成果，进行大量计算，完成了扩散机物理参数和总体参数的选择，使得机器很快进入设计研制阶段。

因为“我愿意”，王承书不畏艰难，主动把自己的姓名“藏”了起来，把自己的贡献“藏”了起来。

“让年轻人从我肩上跨过去”

人们对王承书难以忘怀，不仅在于她卓越的贡献，更在于她厚德至诚、温蕴谦恭的人格魅力。

王承书说，“让年轻人从我肩上跨过去。”这一点，受教于王承书的徒弟徒孙们都深深记得。

王承书十分重视人才培养，她通过带研究生，组织培训班，讲课，讨论和修改论文等多种形式，言传身教。凡经王承书审阅的论文，一般都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“过关”。大到基本概念、推理和演算过程，小到文字、标点符号，都要一一仔细推敲。

由于长期操劳，晚年的王承书患上眼疾，年近八十的她在审阅一篇文章时，因字小、墨迹又淡而看不清时，她竟拿了放大镜，用钢笔吃力地先把原文一笔一画地描深后，再逐字审阅，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。

1993年，病重的王承书写下了一纸遗书，让人泪目：

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；

个人书籍笔记全部留给科研工作；

遗体不必火化，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，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；

零存整取存款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（7222.88元），所余积蓄，全部捐给“希望工程”（约10万元）。

对历史最好的致敬，就是不断创造新的伟业，铸就更大辉煌。在中国核工业人心中，“许党报国、厚德至诚、温蕴谦恭、精微致远”已成为“承书风范”，并将永远指引他们前行。